[摘要]20年反邪教斗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新时代邪教隐秘性更强、类宗教邪教成为主流、信息化成为邪教传播和攻击的主要手段、弱危害邪教合法化、思想领域的反邪教成为新时代的主要任务、邪教国际化问题更加严重。由此反邪教理论研究，要站在国家安全的高度为反邪教斗争政治定位，站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高度遴选反邪教方法论，站在解决新时代社会基本矛盾的高度理解反邪教斗争任务，站在科学普及的角度为反邪教斗争脱敏，让无神论者在新时期反邪教斗争中大有可为。
[关键词]新时代；反邪教；马克思主义无神论
改革开放以来的反邪教斗争也在经过20年后出现了新特点，需要新的理论支持、新的策略设计和新的方法应对。就其特点而言，新时代反邪教斗争因20年经验积淀和成绩积累而出现更高起点，反邪教工作因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形势要求我们在反邪教问题上有更多的中国话语和中国方案，由此要求反邪教理论有新的突破。研究反邪教工作的新特点、创新反邪教理论、制定反邪教斗争新对策，成为反邪教工作者的紧迫任务。
一、新时代反邪教的特点
以取缔法轮功为起点，我国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反邪教斗争，取得了从理论上认识、从思想上揭批、从组织上打击和从管理上帮教等全方位多角度反邪教斗争的阶段性胜利。我们建立健全了各级各类反邪教组织，全方位多角度的反邪教斗争从组织上摧毁了各种邪教，取得了系列反邪教斗争理论成果，国际反邪教协作正在推进。十九大后，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反邪教斗争出现了新的特点。
1.新时代邪教更加隐秘
从时间的深度和空间的广度考察，隐秘性都是邪教的基本特征。但具体的时期隐秘的程度是有差异的，及至从1979年开始的20年邪教活动高峰期，邪教趁气功特异功能热而纷纷公开活动。这种公开或半公开活动出现了两个相反的结果。其一是使邪教超常发展而危害社会，其二是导致了严厉打击而加速了邪教的灭亡，由此出现邪教活动的又一个低潮。反邪教斗争20年对邪教的持续高压，社会进步、人民思想文化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提升对邪教形成的外在影响，使邪教的生存空间日益缩小，出于舆论压力、个人形象顾忌和遭受打击的担心，易感人群信仰邪教已变得不愿也不敢张扬，不得不隐藏自己的心理掩饰自己的信仰趋向，其活动亦潜于地下，与此相适应的邪教组织也采取了更加隐秘的方式。
2.类宗教邪教成为主流
学术界对于邪教的界定使邪教集中体现了类宗教和类气功两种形式。虽然这二者本身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从社会管理的角度看这样的分类仍然是有效的。数据分析和田野调查的结果都有这样的指向：一方面是类气功邪教的衰微，另一方面是存量邪教多以宗教的面目出现。
类气功邪教的衰微是气功本身的特质决定的，当形而上学的低级愚昧的迷信信众减少，当气功管理的日益规范和严苛，当气功特异功能神话被无神论者揭穿，当剥去神秘外衣的普通健身运动被大众接受，以气功特异功能名义的邪教就再难获得追捧。
类宗教邪教成为主流，一则以类气功邪教数量的减少而提高了类宗教邪教的比重，一则是宗教本身的特质决定。这个特质就是宗教本身具有的社会基础使宗教信徒持续存在。另一方面是宗教信仰的自由使邪教假借宗教名义以避免打击。此外，从宗教里较易获得信徒也是宗教名义被邪教选择的原因。
3.信息化成为了邪教传播和攻击的主要手段
信息化是新时代邪教活动的主要手段，这是由网下宣教的难度加大和网上邪教的低成本高效率决定的。雷尔利安运动等通过QQ或微信群招募发展信徒的努力已经持续多年，更多借瑜伽、辟谷、灵修名义行邪的组织在互联网异常活跃。
4.弱危害邪教活动合法化
强危害导致强打击，为了保全，弱危害成为新时代邪教活动的重要特点。当法轮功、全能神和门徒会这样的明目张胆攻击政府的邪教被打得七零八落，弱危害就成了邪教的生存策略。学术界对于邪教理论的粗浅、政治界对于邪教定性的谨慎，导致一些弱危害类邪教以合法身份行世。瑜伽和各种灵修活动就是这样的类邪教或准邪教。类邪教在本质上仍然是邪教。“类”只是说明他们生存在学术和政治的灰色地带。类邪教如若不是变本加厉自作孽，他们就能长期生存下去。此外，一个不庸忽视的问题，就是长期以来我们对于一些类邪教不管不问，气功特异功能20年中出现的数以千计的神功异能是类邪教的最大存量，他们很多还一直潜藏着并蠢蠢欲动，一旦时机出现，他们就会发挥作用。这就是新时期反邪教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所在，也对学术界和实际斗争者提出了反邪教斗争精细化和意识形态化的高要求。
5.思想领域的反邪教成为新时代的主要任务
当作为一个组织的邪教被取缔，全方位的反邪教斗争导致邪教作为组织的生存不再容易，思想上的邪淫成为新时代邪教的主要特点，20年反邪教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对每一个邪教信徒的教育转化，取得了确切的成效。但是思想意识领域的工作的复杂性，亦即转化工作的艰巨性，导致从思想上脱邪的困难，一些邪教徒仅仅出于压力和策略宣称自己已经脱离邪教，另一些邪教徒则公开宣称自己并没有放弃对于邪教的信仰和认同，他们的改变仅仅是承诺不再集体修炼、串联、上方或滥诉诬告，思想领域的反邪任重道远。
6.邪教国际化问题更加严重
国际形势的复杂性决定了当今世界严重危害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三大“毒瘤”的存在与发展，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和邪教不仅无以根治而且日益融合，成为世界性难题。
二、新时代反邪教研究的方向
新时代邪教的新特点亟待学术界的理论突破。当重拳出击的20年反邪教斗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当邪教的策略由明目张胆转入地下，当弱危害邪教选择在灰色地带生存，反邪教斗争就会因为理论的瓶颈而举步维艰，下一步怎么走，学术界应该根据新特点、研究新形势、提出新理论，寻找新方法。
新时代反邪教理论创新，必须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特点，围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站在国家富强人们幸福的高度，从意识形态安全、法治的常态化、落实文化教育领域的反邪教在位、加强组织建设等全方位多角度考虑。
1.要站在国家安全的高度为反邪教斗争政治定位
邪教的国际化使邪教成为国际问题，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对邪教问题的分歧使邪教成为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武器。当新时代中国日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当物质的力量使中国在国际舞台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在邪教问题上的中国话语、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就显得尤为重要。曾几何时，中国在邪教问题是与国际接轨的方案是，使用外国标准和外国话语，其最初阶段甚至是变着法子在国外套近乎，变着面孔在国际反邪教舞台上刷存在，反邪教的组织被乔装打扮以进入国际话语，反邪教的意识形态话语被简化为揭露真相的法律形态，国际反邪教的方法是穷于应付，只有招架之工，缺乏还手之力，更无主动出击。国际反邪教显得没有底气，更罔论霸气。这样的情态应该逐步改变。在国际反邪教舞台，我们不仅要有充分的合作，争取国际社会的话语支持和打击合作，而且要主动出击，发表反邪教的中国声音，贡献反邪教中国智慧，提出反邪教中国方案。
2.要站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高度遴选反邪教方法论
出于对邪教斗争艰巨性的考虑，我国20年反邪教站位不高，虽然也有中国共产党的顶层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但是反邪教队伍的领域宽泛，其低点降到了利用宗教反邪教的程度。不可否认，利用宗教反邪教是一个有效的选择，但不是最佳的选择。只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高度，才能彻底理解邪教问题；只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高度，才能消除宗教扩张、宗教侵略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危害。宗教的工具性应该让位于科学的工具性，信仰应该让位于科学。共产党员不准信仰宗教应该成为常识和考察约束党员的基本标准。宗教反邪教不是不可以，而是不能依赖。站在宗教立场来说，宗教反邪教必须谦抑，更不能利用宗教反邪教来发展信徒。只有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才是理解邪教的科学世界观，甚至进一步说，在马克思主义话语里，没有邪教，只有宗教。我们不仅要承诺和允许信仰自由，我们同时要强调共产党员没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任何人也没有信仰邪教的自由。我们要从理论上说明，只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才是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唯一途径。
中国无神论者改革开放以来的新一轮活动高峰，就是针对1979年开始的气功特异功能热潮。这个热潮以邪教法轮功作恶并被取缔而达到高潮，此时正是中国无神论学会大显身手的起点。从此以往，中国无神论者对邪教的揭批和理论研究已经走过了20个年头，取得了很多理论成果，获得了阶段性胜利，也面临着新的课题，出现了理论研究和现实斗争的新方向。这个新方向的表征是一大批理论工作者自发地开展对于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宗教问题批判，其标志是朱维群《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的发表，其实质是无神论者在宗教问题上宣示自己的学术在位。这种转向宣布新时代无神论者不仅要继续反邪教斗争，而且要从理论与实践上反对整个有神论体系，反对宗教和邪教。
3.站在解决新时代社会基本矛盾的高度理解反邪教斗争任务
反邪教斗争任务的完成关系到我党在新时代能否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要用经济上扶贫脱贫攻坚的责任心完成思想意识领域的脱邪脱愚。而思想领域的转化较经济脱贫更复杂更艰巨，因此思想上的脱邪比经济上脱贫的任务更艰巨。为此，要把邪教问题的意识形态研究提升到上层建筑层面区对待。党的十九大根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确判断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意识形态的高度，理想信念和科学文化水平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领域，邪教的存在将严重影响社会发展平衡和充分，邪教信仰更严重影响信徒的生活质量，因而，反邪教必须站在社会发展人民幸福的上层建筑高位。
站在上层建筑高位，要牢固树立反邪教的政治法律思想，克服邪教无害、以“伤其十指不如短其一指”的观点放任那些弱危害邪教的思想。党政干部要提高政治法律思想素质，正确理解信仰自由与共产党人追求科学理想之间的统一性与对立性；要辩证地理解信仰的自由度。
站在上层建筑高位，就必然要涉及信仰问题、包括涉及宗教信仰问题。“共产党员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严守党章规定，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绝不能在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更遑论邪教。
4.要站在科学普及的角度为反邪教斗争脱敏
长期以来，我们在政治话语里谈邪教，用法治手段打击邪教，有专门人员处理和防范邪教，以至于反邪教问题成为一个高大上的工作异常敏感，这种敏感性一方面有效防止了邪教话语的肆虐，较大程度上遏制了邪教的传播，但另一方面又妨碍了邪教问题的大众理解，使大众谈邪色变。反邪教斗争一开始就进入了秘密斗争领域与大众化相矛盾。为此，新时代反邪教斗争要适度为邪教问题脱敏，让邪教成为人们自由谈论的问题，让反邪教成为人人乐为的工作。
要为邪教问题脱敏，首先要为信仰问题脱敏。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信仰话语，那就是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学界已经认可，所谓信仰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信仰专指宗教信仰，是非理性的盲目相信于依从。广义的信仰是对某一理论观点和理想的信赖。狭义的信仰与广义的信仰在信赖这个意义上是相同的。因此，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与共产党员信仰马克思主义这两个命题是同时成立的。关于信仰意义的宽泛与狭隘的争论，至少自十八大以来比较激烈，虽然这样的争论没有出现较多的理论文章，问题的症结还是信仰问题的敏感性。信仰是什么应该是可以讨论的，以十九大精神为依据，信仰的“信赖”意义可以获得认可，由此为信仰问题脱敏，让信仰进入大众话语，进而使信仰的自由度进入大众论题。
要为邪教问题脱敏，其次要为宗教问题脱敏。长期以来，宗教的神秘性和宗教问题的复杂性导致宗教问题成为敏感问题，这种敏感性自然波及了邪教问题，因此，为邪教问题脱敏，首先应该给宗教脱敏。要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前提下普及宗教知识，让大家理解宗教，使宗教不再成为大众话语中忌讳的问题。要理解宗教，必须把握以下几个基本原则。第一，宗教在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是与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第二，宗教的存在具有社会历史性，无视宗教存在的合理性、道德意义和社会规范作用，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行不通的。第三，宗教理解和宗教批判同样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
要为邪教问题脱敏，第三是要给信仰的自由度讨论脱敏。由于邪教信仰总是被打击的，而宗教信仰受到限制，马克思主义信仰又为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待见，所以信仰自由的讨论也成了敏感问题，其结果就是大众对于信仰自由的误解。所谓信仰自由，在党的宗教政策里有明确的表述，那就是“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人民有信仰这个宗教或信仰那个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同时，所谓信仰自由是相对的自由而不是绝对的自由。《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共产党员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因而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
要之，只有为信仰话语、宗教话语和信仰的自由度话语脱敏，人们才可能自由地谈论邪教。人们谈论邪教，必定会出现相互对立的立场和观点，就意识形态而言，这是一种无法改变的正常现象，亦即人们无法控制别人的思想。但与此同时，人们谈论邪教，就可以获得邪教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交锋，让人们在讨论中获得知识、明辨是非，从而获得对于信仰的正确理解与选择。 （作者：涂建华）
来源：《科学与无神论》2019年第5期